思想上统一了，之后的事就好办了。陈毅受周恩来委托写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报告指示信——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史称“九月来信。”据说信成之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字未改，交陈毅带回，足以见中共中央对他的肯定与信任。信的内容很长，但核心内容主要是对红四军内部日益滋长的极端民主化的批评，对朱毛二人有肯定、有批评，核心中的核心是，“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10月底，陈毅带着这封信回到闽西苏区。在他到达广东松原与朱德见面后，当晚就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对于来信朱德与前委们是双手赞成的，于是第二天，陈毅派专人带上“九月来信”，与自己的一封检讨自己错误的书信，一起送到上杭毛泽东处，并促请毛泽东尽快回前委工作。11月23日，红军攻克长汀，获颇丰，六千红军穿上了新棉衣。26日，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与朱德派出的护送部队一起抵达长汀。据说红军官兵见到久别的毛泽东欢声四起、嘘寒问暖，使得毛泽东也大受感动，连声说：“回家了，不走了！”
12月28日，在上杭县古田镇曙光小学，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古田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最后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这是一份纲领性文件，以大处讲，这个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一支军队如何建成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党指挥枪，至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要遵守的铁的原则；从小处讲，古田会议为井冈山会师以来两支军队之间，以及朱毛个人之间的摩擦争执划上了一个句号。从这一时间起，红四军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以朱德为辅的政治格局，也为之后的数次反“围剿”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这之后，朱德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过，朱毛朱毛，毛应该在朱前头！而老百姓的一句话显得更直接更形象——毛是脑，朱是胆！
古田会议应该是圆满解决了从红四军成军以来的各种矛盾与争执，但这件事产生的余波并没有随着岁月而消失，反而随着中共七大之后，毛泽东本人登上神坛起愈演愈烈。几乎从延安整风开始，几乎每一次运动朱德与陈毅都得为“反对毛主席”“反党夺权”“野心家，阴谋家”等一系列罪名作检讨，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八十高龄的朱德还是要颤巍巍地在党内大小会上作无数次检讨……这不光是朱德的悲剧，也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悲剧。
1930年8月23日，朱毛指挥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浏阳县会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下辖一、三军团军共三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朱德从这一年开始，直到八路军时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到建国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员，朱德总司令大名渐渐为全国人民熟知。尽管在文革时期，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他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实际担任着国家元首一职时，仍然没有朱总司令四个字来得响亮而深入人心。
应该说，古田会议之后，朱德无论是对毛泽东本人、还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都是坚决服从与不遗余力地支持的。遵义会议一开始，朱德便站起来，掷地有声地对以博古为领导人的临时中央表态，“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考虑到他当时中央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身份，他的发言应该是极有分量的。遵义会议的结果，如今自然是众所周知。再之后，朱德以红军总司令身份滞留在红四方面军，面对张国焘鼓动分裂南下，进而另立中央的行为，朱德忍辱负重、耐心劝说，关键时刻又果断出手，终于促成了三个方面军在西北的大会师，为中共中央保全了红四军的大部分力量。事后毛泽东曾评价说总司令“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评价。1938年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身份空降延安，并且提出一个“王明路线”，又是从前线专程返回的朱德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使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占据了政治局多数。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从1932年之后，随着项英、周恩来、博古、李德等中共临时中央的入驻，朱德就开始远离中央指挥决策枢纽，这种情况到遵义会议之后也是如此。到了八路军时代，尽管所有的根据地都张贴着朱毛的画像，朱德实际起到的也是一名前线战场指挥官的作用。中共七大之后，朱德荣居政治局五大常委之列，却在这时远离了他擅长的军事岗位，并未参与指挥决策之后的三年解放战争。全国胜利后，朱德身兼数个要职——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委员长等等，实际上也是具位而已，五十年代朱德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半退休的状态。文革之时，年届八十的朱德也受到冲击，中南海和住处被贴满大字报，一遍遍作检查。垂垂老矣的朱德这时的健康状态并不好，有时候还会犯糊涂，手抖的吃饭拿不稳碗，据说还常被身边的工作人员呵斥。记得最后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老人家，是在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朱德站在小他一轮的周恩来遗体前，用一个庄重的军礼送别了这位多年的战友和入党介绍人。我们坚信那一刻朱德是无比清醒的。几个月后，年届九旬的朱德也长辞人世——那是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苦难的1976年。
在建国之初的毛泽东时代，中共的政治生活是很不正常的。应该讲，在1927年朱德与毛泽东登上井冈山的那一刻，他们谁都不曾想到过，仅仅过了二十一年，他们就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面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之多的四亿中国人民，共产党人基本上是毫无治国经验的，几乎每前进一步都在摸索、实践，而摸索与实践的过程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主谋，贬到京郊吴家花园闲住。那种政治高压空气下，几乎所有人都避之不及，就连妻子也弃他而去。但此时居住在西山的朱德却不时驱车前来看望，老战友见面不谈国事、不扯闲话，就摆开一盘象棋捉对厮杀。昔日的八路军总司令时时不失威严地喊一声：“落子无悔！”而一贯悔棋成姓的副总司令照例耍赖：“我还没离手嘛，没离手不算！”据说两位老人的棋术都不甚高明，三局棋罢，拱手而去，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文革时期，毛泽东被神化最严重之时，有外国记者问朱德：在你一生中，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不是《毛泽东选集》？朱德摇头说：不是，是小学识字课本。又问：那么对你一生影响最深的人是不是毛泽东？老人摇头：是我的母亲。这回答令旁听者愕然，并很快有好事者传给了毛泽东，据说毛泽东沉吟半晌笑道：他是一个老实人。
1971年林彪事件后，许多人如梦方醒，进而偏激，老人已是八十五岁高龄，听了许多说法论调后，信笔写下四个大字，挂在了自己的卧室，据说到他逝世时这四个大字还挂在那里，朱德写的是“革命到底”。
许多当代论述者喜欢把现代共产党人当作特例，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割断开来，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的阶级主义语境中分析理解，其实这样做本身就有失偏颇，如周恩来就常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嘛。”
据说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但我们所知道的中华文明就像长江黄河一样，历经五千年，从来未有过中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童年少年时代都是听着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的传说入睡的。到了读书的年龄，我们都知道了李广霍去病、岳飞文天祥的事迹，我们唱着《满江红》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渐渐明白有意义的人生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这一切都深深地浸入我们的血脉骨髓！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家国观；多灾多难的历史，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们知道，无论何朝何代，只要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一群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拔剑而起，拯民族与水火，救国家于倾覆，其实朱德，毛泽东都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脊梁。把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历史文化割裂开或引作特例，都不符合唯物主义史观，也是说不通的。
静夜，仰望星空，银河如一条丝带挂在天上，据说银河是以亿万颗恒星组成的。如果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中国人都是一颗闪亮的恒星，那我们坚信浩瀚的星云之中，必然有一颗叫朱德的恒星。
杨晓文
2022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