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当时主力溃散，南昌起义军只剩下三河坝这一支两千余人的部队，如果朱德也听从了其他人的意见，解散部队，只身离去呢？恐怕日后肯定就没有这个建军节了。当1928年4月朱德所部与井冈山毛泽东的部队会师时，朱德虽然在失败压力之下，却也有一万多人的部队，而毛泽东只剩下一千余人，并且正面临着赣军杨如轩部的围剿，试想如果没有朱毛合力，秋收起义的结果也未可知。
在1928年，朱德在党内并无重要职务，而毛泽东也刚刚被开除了中央委员，他们不直接受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挥，指挥他们的是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因此他们在当时的中共党内毫无地位可言。1928年之后的几年里，他们和他们指挥的红军，不得不在湖南省委一系列自相矛盾甚至是错误政策的指导下，用自身的失败与经验，艰难地探索一条前所未有的农村土地革命与游击战争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朱德与毛泽东一方面要接受上级党委不停地批评指责，又甚至是异想天开的瞎指挥；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克服因为两支不同来源的部队战士之间的融合，乃至朱毛二人因为性格和对部队领导权问题的种种冲突矛盾……但无论如何，井冈山上的红旗立住了。朱毛红军在种种困难面前，不光挺了过来，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大围剿。纵观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发给朱毛二人的文件书信，我们发现批评指责多、指示多，但肯定很少。尤其是对朱毛搞的红色割据，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种种理论想法，从来没有做过肯定，但是到了1931年底，随着中共中央的实际灵魂人物周恩来到达朱毛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在没有以会议决议方式，充分肯定朱毛在井冈山及瑞金的一系列土地革命实践做法的前提下，悄然地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从发动城市暴动，转变为农村红色割据、领导土地革命，这其实是在行动上对朱毛红军的伟大实践给予充分肯定。与此同时，南昌起义失败后逃回湘西的贺龙与周逸群创建的湘鄂豫皖根据地，戴克敏、郑立三、蔡申熙乃至后来的张国焘、沈泽民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刘志丹与谢子长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无不是在经历过挫折与失败后，或多或少地吸收学习参考了朱毛红军的经验与做法。毛泽东朱德他们当之无愧地是中国土地革命的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造者！
朱德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在研究他早期活动历史的时候，不禁在想，当他抛妻离子，脱离开自己已然习以为常的荣华富贵生活时，当他在柏林郊外树林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当他参加南昌起义失败时，当他与毛泽东双双走上井冈山时，他是否想到过，二十年后，他们将建立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知道自己会位列十大元帅之首，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一实际国家元首的职务吗？我想不惟他，连毛泽东也不会想到，仅仅二十一年之后，他会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一个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毛泽东当时的师范生身份出身，才华能力见识，在当时社会博个小富贵也不是什么难事吧，也不惟朱毛，大多数早期共产党人都大致如此。那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一洗过去，甘心情愿地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赤脚穿着破草鞋、烂衣服，以红米饭南瓜汤果腹，而且甘之如饴？面对这个问题，也许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嘛。然而就朱德而言，在他三十六岁加入共产党之际，说他对共产党的纲领、宗旨、政策一知半解恐怕也不为过，一个没知识没文化的人也许会对自己所知甚少的东西产生信仰，而一个能读书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不会，朱德恰恰是这样一个读书人！
我不是一名中共党员，我宁愿把朱德这个个例放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用传统中国文化精神去分析思考。在中国早期领导人中，陈独秀是个八股文秀才，朱德是个不第秀才，毛泽东因为年龄关系没赶上科举时代，但旧学底子相当丰厚，早年他在自传里就不无得意地宣称，自己写得一手“过得去的韩（愈）体文章”，现在看毛泽东的理论文章，且不说缜密的逻辑与分析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就洗练干净的文笔，大量古文古人事例的引用，就足以证明毛泽东在旧学上下的功夫，而其他中共领导人，基本上大多也是早年读旧书，后来接受的新思想。
中华文化有确切记载的传承有三千年，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正统。周公是集大成者，制定了礼乐制度，孔子孟子是发扬光大者。而从周王朝开始，中国社会就比世界其他地方多出了一个叫“士”的阶层。最早应该是五户供养一士，平时做公共服务，战时出征打仗。到了后来，士基本成了知识分子的专属名词。中国自秦王朝以来一直基本维持了一个“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大格局，与这些统一读孔孟儒家学说、奔走服务于帝王将相的读书人有很大关系，正是有了这个“士”的阶层，才为历朝历代统治者建立起王朝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与文化体制三大支柱，以至于使得中国帝制竟然能维系两千年不倒。
历朝历代关于“士”的定义，遍翻古代经典，几乎可以写上一本专著。昔日明代东林党人有个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对于“士”的精神内涵做了一个显著的注释，士之读书，是要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的。这也结构了中国文化人独特的家国观——家事即国事即天下事，所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陈毅元帅字仲弘，就得自于这一句经典。中国传统优秀的读书人，读书从来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清末林则徐有两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福祸趋避之”激励了无数同代后代志士，其实如果再多读一点，这两句诗应出于《诗经》，林大人只是稍加改动了一下而已，问题是这两句传了两千年的诗句，仍然能够激励林则徐这样的读书人！应该说这就是传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士”的精神。我相信朱德毛泽东这一代的共产党领袖，与中国历朝历代的仁人义士一样，都是在民族危亡、国家衰弱之际挺身而出的“士”，而激励他们不顾身家性命，为国家为民族揭竿而起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伟大的儒家“士”的精神。相比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更像一个纲领和工具。即便是多年以后，这批共产党人理论水平、思想认识都有了很大提高的时候，他们也都是一群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华传统文化是对不同阶级、不同文化层次的中国人都有着全方位的渗透和影响的。想想看，就算是《水浒传》里，在那些“大小称分金银”的粗豪强盗那里，一杆“替天行道”的大旗也是少不得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能在中国大地一经流传，马上就受到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和最大程度的接受融合，不能不说共产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高度契合，比方说《礼记》上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历代农民起义军“均贫富，等贵贱”的呼喊，应该说，在20世纪之初，共产主义思想能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是有它的文化土壤的。
朱毛两部汇合，在井冈山时期，他们一起渡过了半个世纪合作中第一个艰难时期，不光是生活物资上的困难，也多次遭遇过危险及生命的艰险。
1928年末的时候，由于湖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封锁，而井冈山原本就地瘠人贫，山上粮食不敷军用，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年已四十三岁的朱德带头参加，往来百余里挑粮，战士们为了劝阻他，藏起了他的扁担，朱德又在农民家里买了一根扁担，并写上“朱德记”三字继续挑粮。有一篇叫《朱德的扁担》的文章在建国之初广为流传，后来甚至引出一件公案。
到了12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的红五军主力八百余人转战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电令湘、赣两省组织六个旅三万余人，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围剿，并于1929年初分五路进攻井冈山。大敌当前，朱毛决定留彭德怀五军及井冈山王佐部坚守，自率军主力冲出包围圈，出击赣南。
在赣南大余，朱、毛、陈三人都遭遇几乎危及生命的凶险。1929年1月22日红四军攻占大余县城，由于警戒不当、部队组织不严，在大余城外及项山圳下村，连遇李文彬、刘士毅部袭击。
关于圳下村的那次袭击，老战士曾志是这样回忆的，“此时，天色刚蒙蒙亮，隐约可见枪声响处的山上有黑压压的人影，跟随朱德左右的手提机枪班，向黑影射击。敌人听到手提机枪声，立即集中火力回击，两个机枪手当即负伤。
朱德见状，为了减少敌人目标，把身上的黄呢子大衣脱下扔了，并叫机枪停止射击。我同伍若兰原来一直跟着黄呢子大衣跑。跑着，跑着，突然黄呢子大衣不见了，手提机枪也停了。此时天还没亮，看不清周围情况，失去了目标。我们两人急忙往左侧山上跑，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附近的水田里。前面出现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土堆，我抓住土堆上的一根树条，很敏捷爬了上去，回头看伍若兰也在爬，我就继续往山上跑！”
其实伍若兰并没有逃脱，曾志继续回忆道，“一个多星期后传来了伍若兰的噩耗。后来听说，她在项山腿上受伤，被敌人抓去。敌人开始不认识她，她说她是伙夫，后来有被俘的战士讲出来她的真实身份，当敌人知道她是朱军长的夫人后，就将她的头割下来，挂在赣州城楼示众。”伍若兰是朱德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
陈毅的遭遇更加凶险，他和军部的人刚逃过一条小河，腿上湿透跑不快，因为身上穿着大衣嘛，身后的追敌不停地喊，“这里有一个大官，快抓！”陈毅马上意识到了，他一只手抓住自己的大衣领子，用劲后拽，急中生智，就势一个金蝉脱壳，然后纵身跳上了田埂。
而毛泽东在大余城下的脱险故事，建国以后的中将欧阳毅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不一会，部队完全垮了，像波浪一样往回涌，谁也制止不住。真是兵败如山倒啊！颓势难挽，朱、毛只好撤退。敌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跑。许多战士从我们身边跑过，谁也顾不上谁，我们身后黑压压一片人，嘈杂喧嚣嗷嗷叫。毛泽东边跑边问，欧阳毅，后面是我们的人还是敌人？我回头一看，敌我已经混杂，近在咫尺，非常危险。但为了不让他着慌，我含糊其辞地说，没关系，走吧！不管他，我们赶快跑！毛泽东个子高，步幅很大，我也喜欢运动，动作敏捷，不管是爬坎坎还是跳水沟，我们都是一步跳过去，跑得很快，终于脱离虎口。”
怎么样，生动吧？再想想如今影视剧中无论什么时期的毛泽东，一定是拧眉吸烟、四平八稳、口吐语录，叉腰做领袖状……唉，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啊。
从下井冈山开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朱毛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一直是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度过的，给养全无，枪弾将尽，大多数官兵是赤脚奔走于隆冬的山区道路上。但毕竟是朱毛率领的红军，战机很快出现了。在大余县的大柏地，朱毛发现此地一条深沟巨壑，两面陡壁深林，是个伏击的好地方，当即决定在大柏地给身后紧追不舍的赣军刘石毅部一个教训。2月10日下午3时，准确地说是1929年农历大年初一，当国民党军十五旅两个团进入伏击圈后，朱德下令攻击，据说仗打的十分艰难，红军子弹都已打完，朱德下令拼刺刀，“一定要打到底！没有枪拿拳头拼，不准退，死也死在这里！”主将的决心化作战士的勇气，战至次日正午，红军全歼八百余敌，缴枪八百余支，取得全胜，也扭转了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被动局面。
一战顺步步顺，之后朱毛红军连克广昌、长汀，并在长汀夺取了一个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和两个兵工厂，扩军以后的数千红军官兵也都换上了新军装，军势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