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天，毛泽东重过大柏地（大柏地在大余县境内），兴致勃勃地写下一首极具乐观浪漫主义思想的好词：
菩 萨 蛮
大 柏 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好的诗词，首先是境界高，其次是心态好，毛泽东一代伟人，自然不成问题。
战事顺利、根据地扩大、红军人数增多，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红色军队的军装，红色根据区域形势一片大好。外部压力减轻了，内部积累已久的矛盾就开始显现出来。以历史的眼光看，红军领导层内部发生矛盾与争论，是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发展建设中必然会发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毕竟这个党到1929年才诞生不过八年，而工农红军创建不过两年，作为一桩前人从未有过的事业，朱毛及中共中央当时领导人都无经验可鉴，只好靠自己摸索前行，犯错误，改正错误，然后产生经验，这是任何一个政党、军队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在当时的红军，群众与干部战士谈起领导人来都会说朱毛彭黄四位领袖，彭指的是当时红三军军长彭德怀，黄指的是黄公略。黄公略是黄埔生，老牌中共党员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伙计，后任红三军军长，1931年9月牺牲于江西东固。彭德怀说自己是头湖南骡子，倔头倔脑、个性刚毅，有股宁折不弯的劲头，而且自视甚高，不大容人。彭德怀一生与毛泽东的关系磕磕绊绊，总有些不大顺溜，后来彭德怀说他服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却一直不大相信，除了有空就敲打敲打外，一生对彭德怀有忌惮提防之心，总以为彭德怀是脑后长反骨的魏延。但在1929年，彭德怀居于朱毛之下，还不具备与朱毛抗衡的地位本钱，那么矛盾就必然会发生在朱毛之间了。毛泽东天纵英才，一代伟人雄才大略，目光高远，自然是无人可及。但另一方面，一生性格暴躁好斗，又喜欢猜忌多疑，除非特别时期强自抑制，几乎很难共事。而朱德军旅出身，军人性格，习惯了在军中说一不二，两个人的合作，尤其在最初的磨合期，肯定会擦除火花来的。
朱毛会师后，朱担任军长，毛任党代表，之上有军委，毛泽东担任军委书记，再之上还有中中央任命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算算红四军一共只有四五千人，这样的机构重叠是有些欠考虑。
后来中共中央又任命朱德为军委书记，但受前委书记毛泽东领导。到了1929年2月，鉴于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在2月初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决定也无可厚非，当时红四军处境艰难，之后就发生了大余县城及圳下村朱毛遇险一幕，在这一时期，就红军而言生存是第一要务。
战事紧急，红军领导的争论与矛盾只能搁置，但搁置不能解决长久问题，何况搁时间长了问题还可能会发酵。终于到了这一年的五月中旬，因为一个人的来到，矛盾与争论迅速在红军领导层发酵。5月，中共中央派了一个叫刘安恭的留苏学生到瑞金苏区工作。当时从中共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层，对这些留苏归来的同志无不高看一眼，俨然是从佛地取了“真经”归来的“高僧”，因此又因人而设恢复了红四军军委，由刘安恭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从前在川军刘湘部下任职，当过邮电局长、旅长，经历和朱德很相似，跟朱德又是四川老乡，两个人有许多共同语言。他在苏联学习了三年，吃了几年洋面包，也生吞了一些苏联方面的做法，反倒搞不清国内的现实情况，在还没有摸清红军内部的情况下，他主持召开了一次军委会议，就做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的错误决定。现在分析看这个人倒不是想揽权，只是不大会做事罢了。但他这一来，加剧了部队党内高层的矛盾。
刘安恭很快在6月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因决议撤销军委而失去军委书记一职，政治部主任也由陈毅接任。经此一番折腾，红四军高层间的矛盾争论变得公开化了。
刘安恭的一番表态把红四军高层间的争论摆到了桌面上，而另一个红军将领——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又在这种敏感时刻分头致信毛泽东朱德，表达自己的观点，彻底公开激化了各方矛盾。我们没有看到他给朱德的信是怎样写的，但在《朱德年谱》里可以见到林彪致毛泽东信的片段。在这场争论中，林彪是站在毛泽东这一面的，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并且指责朱德和士兵关系密切是“拉拢下层”。红四军在3月将全军改为团级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年仅23岁的林彪从连长升任纵队司令，足以见他在当时红军中属于能动脑子会打仗的将领，深受各方器重。打仗之余，林彪也喜欢思考一些政治问题，这一点似乎在他同时代的将领中不多见。在这封信里，我们一如既往地看出他对朱德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几乎贯穿了林彪的一生！
1959年9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朱德因为批评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错误，对彭德怀的批评不仅不利而且还为他说过一些好话，被迫在会上检讨，并受到批评。林彪批评犹为过分，他批判朱德是“野心家”“想当领袖”“实际上没当过一天总司令”等等，这样的批判即使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极为过分的，而且也不是事实。
这一年林彪22岁，几乎是个毛头小伙子。我们坚信他也是在独立思考问题，为这个年轻的党和军队谋求发展与出路，至于说他晚年的叛逃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他晚年发生的问题认定这个人就是个坏人，仿佛这个人从出生起就一直在犯错误，一心要反党搞阴谋。近年来我们文艺作品里表现林彪还稍显公正，但对像张国焘之流的描写表现，还是照着“坏人”的套路去表现，比方谩骂林彪死党吴法宪，叫作“猪头司令”。吴法宪是胖了一点，可他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嘛，又没“猪头”到国民党军去。骂人的人张嘴不动脑子，这跟文革中骂朱德是“黑司令”一样，犯了逻辑性的毛病。其实这样做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不是事实。
我们在朱德给林彪的回信中看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观点意见，但朱德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这一点是清晰的。而毛泽东给林彪的回信，则认识深刻、语言犀利、逻辑严密，分析问题相当有见的。毛泽东在信中写道，“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毛泽东认为“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四军不能绝对建立党的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些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集结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毛泽东还批评了不要建立根据地的流寇思想。
单从这封信来看，真理绝对是在毛泽东这一边，这也是之后红四军九大会议通过的决议——史称“古田会议”的主要内容。古田会议定下的方针政策几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从两个人的表态来看，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军队要坚持党的领导。那么矛盾产生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一方面诚如毛泽东所言，这支军队“大部分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有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要改革需要耐心、需要时间；而另一方面则是农民习气，要让一群大字不识的农民，变成一支有主义有信仰有纪律、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的钢铁军队，也是困难重重的，毕竟共产党，红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要想建立一支新型的共产党军队、创建一系列党指挥枪的规章制度，不惟军队成员不适应，而究竟怎样做才是正确的，估计就连朱毛二人也不见得很清楚。但这一点毛泽东说的对，“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而不是后退”；另一方面，从朱毛二人来讲，争论的焦点恐怕是党的绝对领导是否等于前委书记的绝对领导？这才是关键的问题。朱毛二人年龄相差七岁，两个人的生活背景、受教育背景以及成长经历截然不同，性格上面也有很大差异。朱德常年担任军事主官，杀伐独断已是习性，对一个小自己七岁，而且没有带过兵的书生，对自己指手画脚恐怕很难容忍；而那时毛泽东性格刚毅、脾气暴烈，也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据说有一次在乐安，毛泽东与他的小弟弟——红军师长毛泽覃——在一个党内会议上产生争议，毛泽东说不服毛泽覃，一怒之下竟大打出手，气得毛泽覃跳脚大骂，“党内会议什么时候开成你毛家祠堂会了，你凭什么打我？”后来有人回忆起瑞金时期一位高级干部说，我赞成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不赞成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毛泽东听不得反对意见！由此足见一斑。其实，认真总结一下，是党的绝对领导，还是党的主席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建国之后犹显突出，在一段时期也给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与损失。不过仔细想想也是历史必然，因为毕竟这个国家刚刚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崇拜威权的思想几乎深藏于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之中。
既然争论已然表面化，6月8日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展开讨论。毛泽东在书面意见里愤愤然以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状态！”表示“我不能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朱德则坚持党应该经历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争论结果是多数人赞成取消军委，毛泽东先得一分。但实际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争论反而更加激烈。于是，在6月18日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这让陈毅也很为难，他在会上说，你们朱毛好比晋楚两个大国，你们俩争吵，让我们这些小国很难做。他一边叹气一边分别给了朱毛一人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那个时代，共产党内的处分很平常，前不久，朱德陈毅二人指挥打了败仗，还一人自请了一个留党查看三个月的处分，以至于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一次与张国焘谈话中讲，自己一生受过八次党内警告处分、五次被开除中央，这大概也算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