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所有的中高级干部都离去了，在天心圩，当朱德面对这支只剩下八九百人、疲惫不堪而又人心涣散的残兵败将之师时，站在他身边的两名主要干部是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团参谋长王尔琢，还有七十三团团教导员陈毅。
陈毅并未赶上南昌“八一”起义，当他费尽周折追上起义军时，已是8月7日在抚州了。后来，他被周恩来任命为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指导员。那个时候，军队并不重视政治工作，士兵们普遍认为那些戴眼镜挎皮包的知识分子政工干部是“卖狗皮膏药的”，陈毅在七十三团——这支北伐时期就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叶挺独立团为前身的光荣部队——最初也是不显山不露水，直到这个时候，在这军心涣散、士无斗志的艰难时刻，陈毅站在了朱德身边。
在天心圩，面对着这支饥寒交迫、前途茫然的队伍，朱德做了一次著名讲话。朱总司令说，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虽然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只要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跟我走，只要有两百支枪，我就有办法！当时，八九百人的队伍里有一位刚刚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青年连长，名叫林彪，朱德的这次讲话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他攻击朱总司令好说大话、放空炮，大概就是由这段讲话而发。但当时，队伍里大部分人留下了，林彪也留下了，他们和朱德陈毅一道，都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陈毅还记得朱德说，1927年中国革命等于1905年俄国革命，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够成功！对于中国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德指出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他鼓励大家说，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可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不会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陈毅说，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的。陈毅也以一个革命家、文学家的热情对部队说，“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的英雄！”
10月底，在江西、广东交界的大余，陈毅、王尔琢协助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部队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司令、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由陈毅主持重新登记了队伍里的党员、团员，成立了党支部，并把部分党团员平均分到各个连队，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从天心圩到赣南崇义县，部队持续开展了整训工作，后来史称“赣南三整”。这个时候，朱德他们还不知道，9月的时候，一个叫毛泽东的白面书生主持了湖南秋收起义，并且在比他们稍早一点的时候，起义军做了一次“三湾改编”，在这次改编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共产党人对共产党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也是毛泽东之后几十年里一直坚守的信条——党指挥枪！这在今天也是人民军队奉行的铁的原则。对于这一点，朱德之后是这样总结的，“把党建设到相当基础，才有了红军的基础！”
思想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这支部队还面临着严峻的生活物资保障问题。时值隆冬，赣南山区飞霜飘雪，部队还穿着南昌出发时的单衣短裤，没有鞋袜、没有铺盖、也没有粮食，伤员没有药治、弹药也得不到补充，一系列问题摆在朱德面前。但天无绝人之路，危急时刻，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护国军靖国军时期的老战友、时任国民革命军十六军军长的范石生主动来信，伸出了援助之手。范石生的部队当时就驻在湘南，出于对时局的不满，他主动派出他部队里的一位共产党人，携带他的亲笔信来和朱德联络。朱德和陈毅等人开党组织会讨论后，决定亲自去汝城见范石生，谈判合作事宜。
朱德去见范石生，带了四五十名教育团学生兵。这一天，行至汝城壕头圩宿营时，因学员队警戒不严，突遭当地民团何其朗部袭击！朱德当时住在祠堂，枪声响起时，匪兵已冲至门外。这时，朱德快步进入灶房，机警地扎起一条围裙，这时匪兵已冲了进来，他们喝问朱德：“朱德呢？”朱德向后指：“在那边！”匪兵问：“你是什么人？”朱德：“伙夫。”匪兵冲出，朱德随即跳窗脱险。
第一次读到这段历史时，惊诧之余不禁在想，朱德当时之所以敢于冒充伙夫，是因为他当时面容黑瘦、胡子很长，穿的和他的士兵一样破。如果还是当年混成旅朱将军的那副打扮派头，恐怕就难脱身了吧。一个人，短短几年能有如此大的变化，可见信仰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朱德在汝城与范石生的谈判应该是相当成功的。某种程度讲，范石生几乎对朱德和他所率领的共产党人，给予了无偿的大力支持！多年后朱德回忆道：“我们同范石生合作是有条件的，谈判时就先讲好了：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给我们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事实上也是这样进行的。例如，我们进到广东仁化时，还是照旧打土豪，杀了几百个地主恶霸。又如为准备湘南暴动，我们就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进行讨论布置。”达成协议后，朱德化名王楷，部队番号改为范石生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朱德任副师长兼一四〇团团长。这样，这支部队从范石生那里得到大量装备物资补充，并在范石生掩护下得到了隐蔽修整的机会。趁这个机会，部队得到了棉军服、绒线衣，还有水壶、绑腿、干粮袋，连子弹袋都换了新的，十几万发弹药的补充，让每个人都有了二百发子弹！这支从失败走出来的军队，又一次焕发了生机。
朱德曾回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
朱德现在还不知道，就在这时候，另一个叫毛泽东的湖南起义军领袖，已经率领他遭遇失败的秋收起义部队，开进了罗霄山脉中段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做起了“山大王”！
几乎同时想到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控制，几乎同时把队伍拉上山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朱德这两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领袖伟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样的伟大践行，是那些住在上海亭子里指手画脚的、总想复制苏联革命成功模式的“刻舟求剑”者所万万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在得到范石生的现款和物资补充后，朱德率领的这支疲惫之师复又军势大振，不光保全了自身，还吸收了湘南农民暴动、秋收起义打散了的数百名起义农民，成立了四十七师一四一团及十六军特务营，12月上旬，朱德奉命率部支援广州起义，行至韶关便得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在收编了广州逃出来的数百名起义军后，朱德率部移师到韶关西北，三十里的犁铺头，开展休整练兵。朱德根据自己掌握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亲自编写教材，经常亲自到现场指挥，讲解、示范。从这时起，这支部队开始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也正在研究一个叫朱聋子的老匪传授的游击战术，理论核心是——遇见强敌只要“会打圈圈”就死不了。